當台灣重新討論鞭刑

2026年9月，台灣立法院部分立委提出將鞭刑納入刑法的修法構想，主張針對重大性暴力、毒駕、虐童致死或致重傷及重大加重詐欺等犯罪，增列「強制鞭打」作為從刑，由法院依個案裁量宣告三至十二下鞭刑。這項倡議反映台灣社會對重大犯罪的憤怒，也重新引發刑罰嚇阻效果與人權保障的爭論。

支持者認為，對於造成重大傷害的犯罪，現有刑罰未必足以產生警惕效果；反對者則質疑，國家直接施加身體痛苦，是否違反人性尊嚴與國際人權規範。

在這場爭論中，東南亞的印尼亞齊省提供了一個值得觀察的比較案例。亞齊長期實施鞭刑，卻有不同於台灣的宗教、歷史與法律背景。理解亞齊制度的形成及實際運作，或許有助我們釐清：刑罰的嚴厲，是否必然帶來更安全的社會？

比較的起點，應是確認我們希望解決什麼問題。台灣民眾期待的可能是犯罪減少、司法不再輕縱，或被害人獲得補償；這些期待彼此相關，卻需要不同的政策回應。若把所有不滿都集中於受刑人「被打得夠不夠痛」，便容易忽略現有制度究竟在哪個環節出現問題。

亞齊鞭刑的制度背景

亞齊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北端，具有深厚的伊斯蘭文化傳統，也曾經歷長期分離主義衝突。2005年，印尼政府與自由亞齊運動簽署《赫爾辛基和平協議》，翌年制定《亞齊治理法》，進一步確立其特殊自治地位。

因此，亞齊的伊斯蘭刑法不能單純視為地方政府選擇的嚴刑峻罰，而須放在宗教傳統、地方自治及衝突後政治安排的脈絡之中觀察。

2014年，亞齊制定第6號《伊斯蘭刑事法地方條例》（Qanun Jinayat），將鞭刑納入地方刑事規範。其處罰範圍包括飲酒、賭博、婚姻外親密行為及部分性犯罪等。2025年，亞齊又通過第12號修正條例，調整原有規範，顯示這套制度仍在持續演變。